王凌在1984年撰写并发表于《文学报》的论文《冯梦龙研究应该有一个大的突破》中，就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如果把《三言》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比较，那就不难发现，它第一次把以手工业者、小贩、中小商人及其妻女为主的城市平民，作为正面人物写入作品，成为中世纪晚期我国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其后学术界接受了这个观点，但深入具体的分析显然都较少（包括王凌本人在内）。“三言”精品所刻画的市民如此鲜活感人，如此有艺术生命，是令人不无感慨的。描写苏州地区的几篇小说，尤为突出地体现了这个特点。以下试举二例说明：

《施润泽难阙遇友》写的是明代嘉靖年间发生在吴江县盛泽镇的故事。主人公为手工业者施复（字润泽），“浑家喻氏，夫妻两口，别无男女，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弄几筐茧儿，妻络夫织，甚好过活”。

有一次施复去镇上卖绸布后归家途中，捡到别人丢失的两锭银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在原地等失主回来找时将原物归还，并且不留自己名姓，也不收失主感谢的钱。施复还银回家后与浑家说了经过。

浑家道：“这件事业做得好，自古道：横财不富命穷人，倘然命里没时，得了他反生实作难，到未可知。”

小说写道：“当下夫妇二人，不以拾银为奇，反以还银为安。衣冠君子中，多有见利忘义的，不意愚夫愚妇，到有这等见识。从来作事要同心，夫唱妇和种德深。万贯钱财如粪土，一分仁义值千金。”

冯梦龙从16世纪晚期中国社会现象出发，既表扬了刚刚从封建社会脱胎而出的普通而善良的手工业者，又批判了打着儒家旗号却见利忘义的衣冠君子。施复可以看作中国式古代儒商的一个代表。

几年以后，处在顺境之中的施复碰到一场常人难以抗拒的自然灾难：“又值养蚕之时”“合镇阙了桑叶，施复家也只勾两日之用”“无处去买”，听说“洞庭山下桑叶甚多，合了十来家过湖去买”。

船过了平望，来到滩阙村，“这去处在太湖之旁，离盛泽有四十里之远，天已傍晚，过湖不及，遂移舟进一小港泊住，稳缆停尧，打点收拾晚食，却忘了带打火刀石”。为人一向正直仗义的施复，主动要求上岸讨火种。

但只见家家闭户，因为当地养蚕人有“最忌生人来冲”的旧习俗，“从蚕出至成茧之时，约有四十来日，家家紧闭门户，无人往来，任你天大事情，也不敢上门”。施复忽然看见“一家门儿半开半掩”，便不顾一切地进去讨取火种。女主人说：“这时节，别人家是不肯的，只我家没忌讳，便点个与你，也不妨得。”

男主人出来相见方知，这家就是六年前得到失银的失主朱恩。他告知施复：“若要桑叶，我家尽有，老哥今晚住在寒舍，让众人自去。明日把船送到宅上，可好么。”于是他们把火种送到船上；一船人继续前行，结果遇到太湖风浪而沉船；施复却躲过这一劫。

送去众人后，失主朱恩谈到自己不忌讳生人的原因：“不瞒你说，旧时敝乡这一带，第一忌讳是我家。如今只有我家无忌讳。”“自从那年老哥还银之后，我就悟了这道理，凡事是有个定数，断不由人，故此绝不忌讳。依原年年十分利息。乃知人家都是自己见神见鬼，全部在忌讳上来。妖由人兴，信有之也”。蚕农的纯朴感情和生活理念，写得十分真实可信。

后来，施复开始大发迹。这里小说记述的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无情，而是因善起家的种种巧遇。（如高价买隔壁家的两间小房，却从地下捡出千两白银等）。

而且施复一家“依旧省吃俭用，昼夜经营，不上十年，就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

可以说，此时的施复已由手工业者变成手工业主了。虽然施复致富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也由此传达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思想，应视为历史的局限性。但这篇小说总的来说相当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勤劳、本分、善良、善于经营却又不妄取非分钱财的手工业者的形象，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

如果说作为市民的施复是手工业者世家出生，那么《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的宋小官却是一个由破落书香子弟变成“暴富土豪”的新生市民。

故事发生在明正德年间，“苏州府昆山县大街”“有一居民，姓宋名敦，原是宦家之后。浑家卢氏，夫妻二口，不做生理，靠着租遗田地，见成收些租课为生”。（按，这是资本主义萌芽初期苏州地区的特有现象）。

而邻居刘有才“积租驾一只大船，揽载客货，往各省交卸，趁得好些水脚银两，一个十全的家业，团团都坐在船上”。刘有才应该算是船工、船主兼商人。在大变革的时代中，出身不同的两个人成了“最契之友”。他们同到阊门外“陈升娘娘庙”求子，而后各生了一个儿子（宋金）和女儿（刘宜春）。

此时“有人撺掇两家对亲，刘有才到也心中情愿。宋敦却嫌他船户出身，不是名门旧族，口虽不语，心中有不允之意”。宋敦的旧门第观念是当时社会所决定的，以后也由此付出代价。

而到宋金六岁之时，宋敦病死，“卢氏掌家。连遭荒歉，又里中欺她孤寡，科派户役，卢氏撑持不住，只得将田产渐次卖了，恁屋而居。初时，还是诈穷，以后坐吃山崩，弄做真穷了。卢氏亦得病而亡。断送了毕，宋金只剩得一双赤手，被房主赶逐出屋，无处投奔”。（按，又一次写出当时时代大变迁的历史特点。）

宋金“且喜从幼学一件本事，会写会算”，故被新选浙江衢州府江山县知县留于书房之中，才找到了出路。但没有见过世面、吃过苦头的宋金不通人情世事，得罪了管家；被管家撺掇知县，逼他写“靠身文书”；宋金却碍于面子，拒不同意，最后被知县赶下船，流落在杭州街头。“渐渐面黄肌瘦，全无昔日丰神。”

此时正好碰到刘有才，被他收留。宋金面临的是与以前旧家子弟完全不同的艰苦生活，他要吃冷饭加热茶充饥，戴的旧毡笠也是经过刘宜春补过的；他必须适应这个变化。在刘有才的调教下，宋金适应新生活较快：“自此朝夕小心，辛勤做活，并不偷懒，兼之写算精通，凡客货在船，都是他记账，出入分毫不爽”。

两年后被刘有才招为女婿。当然商海充满风浪，生活之路绝不平坦。船上生活条件是很差的。宋金婚后一年生下爱女。但“期岁方过，害了仓痘 ，医治不效，十二朝身亡”。宋金悲痛过度，也“遂得了痨祭之疾”，以致生活不能自理。

这对他们一家的生活构成巨大打击。刘有才夫妇为维持现实生活，设计把宋金独自一人抛弃到荒岛上。

但此时的宋金毕竟经历了诸多生活磨炼，处理突变事故的能力也显著增强。他在荒岛中寻觅人家乞讨，发现“一所败落土地庙”。“周围枪刀戈戟，遍插封门”“庙中有大箱八只，封锁甚固，上用松茅遮盖”。马上判断是“大盗所藏”。

于是心生一计，乃折取松枝插地，记其路径，一步步走出林来，直至江岸。正好发现一只大船“停泊于岸下修舵”。他便“假作慌张之状，向船上人说道，我陕西钱金也，随吾叔父走湖广为商，道经于此，为强贼所劫”。现幸而脱逃，盗贼他去，“见有八巨箱在庙内，皆我家财物。庙去此不远，多央几位上岸，搬归船中，愿以一箱为谢，必须速往”。结果在众船夫（都是市民）的帮助下，顺利地把这些意外得到的宝物运到南京。

出于商人的精明，宋金分别出卖，少数收藏，不动声色地成了暴发户。暴富后的宋金，依然保持了善良、纯朴的本性。他经过严密的现场考验，证实妻子对他一直十分忠贞，岳父岳母也有回心转意的悔过表现，于是原谅了他们。最后一家团聚，演出了一幕喜剧。

可以说，宋金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儒商”形象，儒家核心思想的润育坚守和商海艰险生活的多年磨炼，造就了这个可亲可信的人物。

虽然他的暴富过程同样充满了偶然性，但与《施润泽难阙遇友》相比，命运转变的合理性写得更加充分，更少宿命观点，因而也更具艺术生命力。

总之，冯梦龙在“三言”中所写的故事发生在苏州地区的几篇小说，写了明朝（冯梦龙时的“当代”）之事，“所写皆近闻，世态物情，不待虚构”，故“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成了“三言”中“精品”的“精品”，应该引起我们更大的重视！

2016年初稿，2024年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