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也与《文艺报》配合密切，抵制《解放军报》等媒体对白桦的批判。在白桦遭受批判之际，该刊主动向白桦约稿，白桦写出《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一文，刊登在7月25日出刊的《新观察》第14期上。白桦在文章中谈到自己所写的历史剧《吴王金戈越王剑》时写道：“五月一日刚刚完成初稿，五月六日摄制组从广州到武汉，他们由于岭南的连绵阴雨和某种人为的困难，工作极不顺利，延宕了很多时日。”而“某种人为的困难”一语，则隐讳地点出了因《苦恋》受批判的处境。 尽管如此，白桦接着告诉读者：遭到了批判并没有什么，很多人是支持我的，“春天”对自己是“厚爱”的：
六月中旬接到摄制组的通知，前往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修改后的样片。当我离开武汉上火车的时候才感到武汉连续的晴天还没有使气温上升到三十度，真怪！武汉的春天竟破天荒延续了这么长！是我在追踪春天呢？还是春天对我特别钟爱呢？……我情不自禁暗暗得意，今年我却能和春天如此长久的相聚，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到处都是一片新绿，“天涯何处无芳草”，柔弱而众多的小草啊！你们才是春天的象征……
引文中“六月中旬接到摄制组的通知”一语，白桦的原文是“六月中旬，接《苦恋》摄制组的通知，前往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修改后的《苦恋》样片”，编辑部在刊发时，小心谨慎地删掉了“《苦恋》”字样。不过，这篇文章后来还是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责。这是后话，且按下不提。
文艺界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及在媒体上对垒的阵势，引起了党内高层的注意。胡耀邦和邓小平等人，则从大局出发，寻求的是另一种解决途径。
胡耀邦、邓小平的谈话
《解放军报》和《时代的报告》声势很大的批判开始后，一些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山雨欲来的架势，使人联想许多，国内外反映强烈。这种局面引起了胡耀邦注意。5月17日，胡耀邦出面讲了一次话。顾骧告诉我：
5月17日，胡耀邦同志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有一次谈话，主要是关于目前对《苦恋》批判。他在谈话中指出：“首先，文艺战线形势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正确与错误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必须首先肯定成绩，也必须克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不成熟或有害的东西，接受过去的教训，就是吃了不肯定主流的亏。毛主席为什么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肯定主流。不要因为看到局部少量不好的东西，忘了大量好的东西。”“第二，我们克服缺点错误，办法一定要稳妥。由于文艺界多年搞批判运动，大家特别敏感。文艺界是‘惊弓之鸟’，由于过去遇到了多次‘弓’与‘弹’，更应特别注意。前些日子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批评是有好处的，为了帮助他们。但回过头来看，方法如果好一点，效果则会更好些。……写《苦恋》的作家还是写了些好作品，但这篇（作品）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军队对他的态度还是好的，但军报那种批评的措词，用的方法不稳妥。（批评）我过去提过，是否可叫评论？大家叫惯了也可以。但批评是卫生运动，是洗脸，这是一。其次，争取作者作自我批评，作者反批评也可以。第三，发表批评文章，一定要用个人名义。第四，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不要混在一起。第五，要充分说理。说理不容易。（批评文章）不要全国报纸一起登。各报可转载，可不转载，不要强制人家转载。我和××谈了这个问题。对《苦恋》的批评现在国内外反映强烈，台湾还转发了（日本）《读卖新闻》的消息，说我们党内意见不一致，说胡耀邦、邓颖超反对这个批评。我们见意先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现在国内还没有平息下来。用一两句话把这事冷却下来。不要再批判了。过一段再说，有些事情处理方法就应该这样。”
胡耀邦谈话后，周扬找到顾骧，要他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写出一篇文章交《人民日报》发表。顾骧回忆说：
1981年6月初，我在周扬同志授意下，根据耀邦同志讲话精神，撰写了《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发表在8日《人民日报》上。对《苦恋》事件中的种种过“左”的做法，从正面阐述中作了批评。此文经周扬同志审阅，将原题“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的“健康”易一字为“健全”，避免刺耳，还是他老到。这样的文章署我个人名似乎分量不够，压不住；但又不好用“专论”“评论员”之类，因为胡耀邦同志刚刚讲过，要求写评论文章要以个人名义发表，所以署了一个笔名“顾言”。由于自批《苦恋》事件开始，《人民日报》一直未表态，岿然不动。所以这篇文章发表引起敏感的在京外国新闻记者注意，当日，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发出十几条消息，有的说：“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场新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发表，公开批《苦恋》事件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