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微调整以官绅士人作为唯一尺度的观念，就不难发现，上述线索仅仅反映了西学东渐的一个层面。官绅士人作为正统主流文化的负载者，也具有本位文化异体排他性的主导功能，对外来文化的融汇内化力与抵拒排斥力适成正比。士绅对西学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梁启超说，旧学的辞章、考据、掌故三派中，掌故一派“变而维新也极易”。而城乡的农工商民，则内化力差，排斥力也弱。他们不会明确地概念化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短长，却能从实际生活出发，对具体事物选择取舍。事实上，最先接触和接纳西方文化的，并不是主观上对西学西艺有所认识的开明士绅，而是外国商人教士足迹所至的沿海口岸地区的凡夫俗子。在鸦片与大炮之前，洋货与宗教是西方试图开启中国大门的两把钥匙。官僚士绅通过坚船利炮来认识西方文明，百姓则从洋货的质地价格以及传教士的表现活动加以感受。早在1834年，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的夫人就在澳门设立女塾，不久又附收男生。此后，广州、香港等地的教士商人组织了玛礼逊教育协会，通过“设学校”等方式，“以促进中国之泰西教育”。1839年，布朗夫妇在澳门设立玛礼逊学堂。这些学堂开设了中英文、算学、地理等课程，象征着西式教育嫁接到中国本土。传教士的活动与列强的殖民扩张相适应，《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人在华办学变相合法化。1859年以前，清政府和开明士人尚未提出办学设想，教会已在各地设立学堂50所，学生达1000人。另据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1852年江南的耶稣会派已有学生1260人。其主办者虽是外国人，学生却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至少体现了一个文化层对西学东来的一种反应。

与官绅士人在夷夏之辨中艰难曲折的情感转变相比，乡土村民面对西学的心理负荷显然要轻得多。迷信习惯与乡绅导向抵挡不住本能需求与实利诱惑。由于早期教会学堂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要目的，面对士绅的道德伦理大防和崇尚祖先风水的下层社会的疑惧，为了冲破文化屏障，教会以免费提供食宿为条件，招徕贫家子弟。同时，沿海一些地区受中外交往影响，出现社会变动，学西学可以增辟谋生之道。家境贫寒的容闳，小社会环境的改变使其父母很快做出适应性选择，让他们的儿子或入旧塾，或入西学。对于后者，诚如布朗于1877年所说，是让他学点英文，将来好在英国人家里当仆人。容闳的确因略通西文而得以到印刷所做工。此外，贫苦乡民子弟没有士子童生的名誉负累，既可充当小贩，也就不怕与“番鬼”打交道而有辱斯文。而且小社会对于学习西文或为洋人办事者，并不加以特别的歧视排斥。容闳进西塾和到印刷所做工，均由于父母受在传教士处做事的同里邻居的影响介绍。甚至田间老农也因容闳能背诵英文字母而奖禾数捆。这在当时的士大夫圈子里，起码要遭到耻笑唾弃。30年后郭嵩焘出使英国，还被目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怪物，举国上下无人表示同情支持。适宜的心理和小环境氛围，使乡民子弟比较轻松地跨越了中西文化的道德障碍。

乡村虽受乡绅和宗族的规范引导，但在一些地方力度不及城市士绅对市民的影响控制。与中世纪欧洲的情况不同，中国城市是士绅活动与生活的主要场所，加上地缘纽带把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引入城市，士绅商董凭借会馆公所控制商帮市民，使其支配作用更加常规化体系化。教会学堂乍由乡村进城，遇到不少麻烦。1839年，布朗的学校先是设在广州，但很快被当地居民赶走。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各口岸城市陆续办学，也引起市民的反对抵制。如在福州设男女学校，招生本已寥寥，开学后不久，许多学生又迫于舆论压力而自动退校，连介绍学生的教徒也因受四邻的攻击而被迫迁居，曲折反映了士绅文化的排他性导向。

不过，与政治性都市不同，工商城市的士绅与商人早有互渗传统，进而仕宦，退而农商，成为明清以后士绅安身立命的不败之计。而清代实行捐纳制，更打开了商富与正途士绅交往的大门。士绅对西学初来的排斥，与商人对洋货乍到的抵拒是一脉相通的。当唯利是图的商人转而接受洋货时，与之关系密切的士绅对西学的态度也开始松动。加上“学在四夷”、“有教无类”的教育民间化传统以及科举取士的影响，平民寒儒子弟长期以读书为升迁之道。对于这类贴近下层的士子童生，西学发展的势头显示了比狭小崎岖的仕途更具现实意义的诱人前景。正如教会人士后来所说：“当初基督教学校，虽供给饮食，而仍难诱掖教外之子弟入学。厥后外国在华之贸易，日渐推广，所用本地人才，皆须谙通外国语言，教会学校学生遂得为捷足者之先登。”市井子弟入学，起初或许纯为免费食宿计，但主导倾向很快转为谋生求职训练。到1866年，在华的耶稣、天主教教会共设义学、学堂、书院74所，学生约1300人。其中全给衣食的义学及学生数，仅分别为只免学费的学堂及学生数的41％和28％。学堂的地区分布，也明显与各地对外交往的疏密程度相关。

市民的积极反应对本地官府士绅形成压力与威胁，促使后者加快接受西学的步伐。冯桂芬代李鸿章所拟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奏稿中，明确表露了对这种压力的担忧，他说：“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通事为逋逃数；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学，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肆之。”冯桂芬指责这些仅粗通西文、不知西学的“市儿村竖”“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而且“借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固然反映出事实真相的一面，但也显然带有士绅对平民的偏见，以及统治阶层对中外交涉要事为民间势力“假手其间”《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三。的疑惧。西学地位的上升与市民对西学的掌握相呼应，已经到了使口岸城市的官绅士人非正视不可的程度了。

村夫商民接受西学对上流社会的影响不止于客观压力。平民子弟的中学根底虽浅，毕竟受传统文化的感染熏陶，对于旧学有所了解体验，通过系统地学习和掌握西学，他们可以从与经世派士人不同的道路形成革新中国的认识。容闳便是典型之一。经过完整的西学教育和本位文化的潜在影响，他超越了谋生赚钱的生理需求，成为一名爱国革新志士。还在美国求学之时，他就拒绝了进入孟松学校的有条件资助，决心“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归国返里之际，母亲问以文凭学位可博奖金几何，他答称：此“非有金钱之效用，惟已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材，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摆脱单纯逐利的褊狭，显示出从原有文化层的升华。而开关后的社会变迁及西学地位上升，则为这类人提供了接近和进入上流社会，直接施加影响的机遇。几经浮沉之后，容闳终于以译文优于洋员而蜚声上海商界，又通过商界而接触名士官绅，开始鼓吹其救国方案。